据新华网报道，23日，在出席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九次峰会，对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进行国事访问，并同太平洋建交岛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后，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回到北京。
外媒多维网近日刊文，总结评析近期从北京APEC峰会到澳大利亚G20峰会上习近平的外交话语。文章指出，从“亚太应该”到“我们要”，从“我们应该”到“我们要”，习近平彻底改变中国外交姿态
文章如下：
G20、APEC这些大型国际会议接踵而至，除了安倍晋三与习近平的首次会晤惊世人、习近平与奥巴马的瀛台夜游别有风味、普京铩羽而归格外惹眼，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会议期间发言姿态的彻底转变亦让人们大感意外。自2012年提出要实现“中国梦”之后，中国不单采取了种种措施追梦，在姿态方面，习近平正让这个世界提前适应崛起了的中国姿态。
从“亚太应该”到“我们要”
亚太经合组织(APEC)虽然是松散的地区联盟，但是中国领导人对它的重视程度却极高，且不说此次会议在北京举办，单就会议本身而言，中国自加入APEC后，最高领导人从未缺席过该会议，每次峰会也都会发表主旨演讲。对比近十年来中国领导人在APEC峰会上的讲话不难发现，中国的姿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历次峰会，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内容基本上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中国经济的发展措施、中国对亚太经济发展的看法这几个板块。从2004年到2012年，胡锦涛历次APEC演讲延续了先谈对会议主题的看法，接着谈论中国经济发展现状以及中国将采取何种措施的模式。
胡锦涛2003年首次在APEC演讲时分析了中国增长神话的原因以及中国将在未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但是没有对亚太经济的发展提出意见和看法。2004年胡锦涛在《推进合作共赢 实现持续发展》的演讲中表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中国愿意为推进合作共赢、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2005年胡锦涛在演讲中表示，事实表明，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更多的投资机会和更广阔的市场，正在成为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胡锦涛时代的中国姿态是积极融入和参与亚太，并着力印证中国对亚太的贡献，而在对亚太发展的意见上立场保守。胡锦涛首次亮相APEC演讲时，着力于向外界解释中国，没有提及中国对于亚太经济发展的看法。
然而与过去十年中国领导人在APEC峰会上的演讲相比，习近平2013年、2014年演讲的大致内容框架与胡锦涛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是，习近平2013年对于亚太发展发表看法时连用四个“亚太应该”连用七个“我们要”，表露出指导者与掌舵人的姿态。
习近平2013年10月7日在APEC峰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这是习近平首次在APEC峰会上发表演讲。习近平先是重申了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政策，接着对亚太经济发展提出四点愿景，一连用四个“亚太应该”。习近平提出亚太地区应该谋求共同发展，应该坚持开放发展，应该推动创新发展，应该寻求联动发展。
除了介绍中国政策，习近平2013年首次亮相APEC就一连用四个“亚太应该”直接指出中国认为亚太应该怎样做。这种自信不仅有习近平个人强势性格的烙印，也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中国的国家实力发展到今天，在亚太已经处于设置议程的领头羊位置。
2014年11月9日习近平在APEC上的讲话是习近平第二次在APEC上演讲，与去年首次祭出四个“亚太应该”不同，今年习近平一连用了七个“我们要”和一个“我们应该”来表达中国对亚太发展的意见。习近平称，“我们要共同建设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我们要携手打造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我们要不断发掘经济增长新动力”，“我们要拿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我们要精心勾画全方位互联互通蓝图”，“我们要共同致力于构建覆盖太平洋两岸的亚太互联互通格局”。
在汉语中，如果说“应该”一词还停留在建议的层面，那么“要”则说明将付出行动，是比“应该”更进一层次的建议，是更倾向于指示性而非建设性的词汇。从胡温时代中国对亚太如何发展并不积极建言，到习李时代中国对亚太的发展有着强烈的主导色彩，中国已经将自身从亚太经济建设的参与者，上升为亚太经济发展的引导者角色，上升为亚太经济发言的主导者角色。中国的亚太地区主人公地位、意识已经十分明显。
有声音甚至认为，习近平的发言语气基调是在召开中国版本的国际政协会议，各国具有参政议政的权力，但是各国应该明白谁才是真正的“执政者”。
从“我们应该”到“我们要”
在APEC峰会闭幕后，11月15日G20峰会在澳大利亚举行，刚刚在北京见过面的奥巴马、普京等领导人在澳大利亚再次聚首。与APEC谈论的是亚太的经济发展趋势不同，G20谈到的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治理。自从2008年G20举行领导人峰会以来，中国领导人每次都发表见解。与在亚太经济发展上中国此前一直低声调不同，在G20峰会上，一向被视为温和派的胡锦涛从2008年到2012年的讲话都极为强势。习近平从2013年以来共参加两次G20峰会，基调也都比胡锦涛更高。
无论是胡锦涛还是习近平，在G20峰会上的讲话都包含几个固定部分：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世界经济发展应该发展的方向、中国采取的措施。胡锦涛从2008年到2012年每次的讲话中都有的基调是“我们应该”，从2008年提出国际社会应该认真总结金融危机的教训，到2009年通篇用9个“我们应该”来阐述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建议，再到2012年以“我愿提出以下建议”为开头提出“我们应该”怎么办，胡锦涛已经相对委婉地告诉了全世界中国认为的正确发展道路是什么。
G20首脑峰会是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认识到新兴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故而召集的峰会，中国作为金融危机中全球经济的稳定器和增长动力，备受瞩目，中国对全球经济发展的话语权已经奠定。胡锦涛历次峰会发言中“我们应该”的基调，实际上是中国地位上升之后的体现。
即便胡锦涛时代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已经展现了大国姿态，但习近平在最近两年G20会议上的讲话实际上表明，中国的目标不止是参与者。
2013年习近平在提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建议时直接指出，“各国要通过积极的结构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增强经济竞争力。增长联动，是世界经济强劲增长的要求。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各国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共同优化全球经济资源配置，完善全球产业布局，建设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培育普惠各方的全球大市场，实现互利共赢的发展。”
前不久在澳大利亚的G20峰会上，习近平称，我们必须创新发展理念、政策、方式，更加重视增长质量和效益；我们要继续做全球自由贸易的旗手；我们要以此为契机，建设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要加快并切实落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
无论是在去年还是今年的G20峰会上，习近平谈话基调都是“我们要”。从胡锦涛时代的“我们应该”到习近平时代频频提出“我们要”，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态度不是建言者，而是领导者指挥者。“我们要”的言外之意是中国版本的世界经济发展方向已经确定，中国来开会不是和大家商量如何发展，不是建议如何发展，而是中国已经有了路线图，已经有了脚本。“我们要”后边跟的是将采取的行动，是即将进行时。
将过去胡锦涛在APEC、G20峰会上发言的姿态与习近平上台以来在这些峰会上的发言对比，总的来看，变化最明显的是中国的姿态。中国的主人公姿态、领导者姿态、掌舵人姿态顿显。中国的这种姿态并非毫无底气，盲目自大。支撑习近平说话硬气的是中国一路向西直达欧洲的“一带一路”经济带建设，连接从中国向东直达太平洋彼岸的亚太自贸区线路图，这两个计划几乎包含了全球的所有经济区。支撑这些计划的，既有中国投资5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注册资本金力争要达到1000亿美元的亚投行，也有中国出资410亿美元的金砖银行。
从国内来说，两年来，从吃包子到“习大大”，从延安父老的交口称赞，到爱国华侨的四海归心，再到“领袖范儿”的升华提炼，最高领导人的公众形象在习近平上任总书记一年半后被塑造得更加高大伟岸。而从外交领域上来讲，习近平在处理纷繁复杂的国内事务同时，也已经成为“世界级领袖”。就任不到两年，习已经确立了鲜明的外交风格。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七十年间，中国长期积贫积弱，在国际交往中备感压抑，上上下下都盼望重新扬眉吐气。一个国家领导人能够光大中国崛起的气势，将大势变现实，今天将习近平称为“全球领袖”不算过分。习近平在APEC、G20会议上的姿态的转变，是中国近代以来被挤到世界边缘后，重新回归世界舞台中心的转变。
从选择性有为到积极有为，再到主动有为，从做了不说到做了再说、再到既说又做，中国实际上正在用姿态的变化向世界宣告，中国虽然距离崛起还有一定的距离，但这个距离已在不断缩短。领导人姿态的转变是暴风雨来临之前、世界格局变动之前、中国崛起之前的“起势”、“烘托”和“造势”。
毛泽东建立新中国意味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习近平时代的新中国则代表着中国必将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1949年人们展望新中国时认为，它是站在海边遥望海中，已经看见了桅杆尖头的一艘航船；它是立在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在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孩。而现在展望的未来，崛起的新中国又何尝不似一艘航船、一轮朝日、一个婴孩。